施一公：人生不是一场比赛，而是时时刻刻的体验

2023-05-27 01:00:27 来源：顶端新闻

作者：施一公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来源：赛先生（ID：mrscience100）

本文摘自《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中信出版集团、大象出版社出版

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在这两个群体里，近年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不仅用于指代学生学习和基础教育，也常用来描述成年人的奋斗，不论是求职还是完成任务。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乍一听是有道理的，所以被很多人奉为圭臬。想想看，不管是100米的短跑比赛还是42公里的马拉松，运动员们可不都很重视起跑吗？

于是，做父母的把孩子接受“教育”的时间一再提前，从怀孕胎教就开始了，经过小学努力、初中刻苦、高中冲刺，终于高考一举中的，父母欢喜，邻居羡慕。当然，如果孩子上大学时再学习一个时下公认的未来就业机会广、薪酬高、福利好的专业，父母就更加满意了，人生梦想几乎实现。对父母而言，离圆满就差一步：找个好对象，早日生孩子。这种公式化的完美人生成为无数中国家庭的奋斗动力。

但且让我们退一步想想：在比赛中，起跑的瞬间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成败的是能否率先撞线。即便是100米比赛，起跑领先的选手也常常在途中跑和冲刺阶段被对手超越。

相对而言，中长距离比赛的起跑就更没那么重要了，常常出现跟跑选手在后程发力超越前半程领跑选手的情况。至于马拉松比赛，最艰难也是决定胜负的是30公里以后体力到达极限之后的策略和坚持。

到底什么是“起跑线”？

马拉松比赛尚且如此，对于人生这场充满无穷变量的“超长马拉松”，“起跑线”的影响更不是决定性的。或者，我们首先应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起跑线”？

“起跑线”是指大家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的初始。在大部分语境下，“起跑线”指的是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其实，在起跑阶段和前半程只要不掉队太多，你就仍有机会后来居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阶段，只要成绩不是太差，只要父母相信孩子的潜力，孩子就不会丧失信心，就会具备在未来创造奇迹的可能。

真正掉队的是饱受父母和老师质疑的孩子，他们会在心底里失去自信，从而很难抓住机会。因为，后半程同样重要，在没有父母师长鼓励督促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信心和内驱力尤为重要。

克雷格·梅洛（Craig Mello）是200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梅洛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成绩一直很差，甚至老师讲课都听不太懂。老师问问题的时候，他和其他同学一样举手想要表现，但被问到的时候常常回答错误。

这一时期，梅洛的父亲起了关键作用。父亲虽然意识到儿子的学业有问题，但他坚信这是暂时的，只要孩子不放弃，将来就有机会。

于是梅洛的父亲连续多年以晚餐聊天的方式鼓励梅洛，一边吃晚餐，一边和孩子平等对话，在轻松对话中让孩子保持心理平衡。

直到初中三年级以后，梅洛的成绩才逐渐好了起来，但在高中仍没有取得耀眼的成绩。即便如此，梅洛始终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对大自然浓厚的探究兴趣一直是他学习的动力。

大学毕业以后，他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经过8年的博士阶段学习和4年的博士后训练，他终于在34岁那年成为马萨诸塞大学的助理教授，开启了自己的独立科研生涯，并取得了问鼎诺奖的重要发现。

如果说克雷格·梅洛的故事体现的是父母的鼓励对起跑落后的孩子后程发力的积极作用，那么我实验室两位博士后的故事则诠释了自身坚持的意义。

第一位博士后是我经常在演讲中提及的柴继杰。他比我还大一岁，高考成绩很一般，1983年于大连轻工业学院（现大连工业大学）造纸专业学习，毕业后去了东北一家造纸厂当技术员，一干就是好几年。

但他不服命运安排，在工厂工作之余刻苦努力，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后来又考上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项目，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1998年初，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初创实验室，在全球招聘博士后，柴继杰的简历在70多位申请人中排在后半段，但我非常看重他从造纸厂技术员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博士后这段异乎寻常的奋斗史。

在我看来，这样起跑严重落后、后程全力拼搏的人很可能会有大出息。于是，我忽略了他英语磕磕巴巴、生物学知识匮乏、研究水平不乐观的缺陷，坚定地录用了他。

当他于1998年下半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已经32岁半了。当时在我实验室的所有博士生、博士后里面，继杰的基础是最差的。但在所有人中，他的毅力是最强大的。

以前在国内，继杰有烟瘾，每天两包烟。到了美国以后，校园吸烟不方便，进入我实验室的一周后，他说想戒烟，我半信半疑。真没想到，从那以后的5年，他真的一支烟也没有抽过，这样的意志力让我感佩。

和他果断戒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不服输的个性。他觉得别人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无非就是要付出更多努力。果然，继杰可以说是标准的大器晚成。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基础差而自卑，而是很用心地学习各种实验技能，没事就翻阅各种经典英文教材。经过5年奋斗，继杰成为我实验室最优秀的成员之一，在基础研究的前沿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4年，本科毕业17年之后，已经38岁的柴继杰才开始自己的独立科研生涯，成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最早的一批研究员之一，领导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后来成为清华大学长聘教授，2017年成为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德国洪堡讲席教授。

他一直从事植物抗病的分子机理研究，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尤其是近两年有重大突破，令人叹为观止！

“执拗者事竟成”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柴继杰属于“输在起跑线上”的人，但他比许多“天之骄子”走得更稳、更远，哪怕年过半百，在科学上依旧前途不可限量。可以说，他的科学人生极致地演绎了起跑不重要、后半程起决定作用这样的常见现象。

如果说继杰好歹是受过完整正规教育的，那另外一位博士后的故事则更为传奇。

他叫李平卫，也比我大一岁，出生在陕西农村。与绝大多数科学家不同的是，平卫没读过本科。他在中专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回到中学教书，但他一路自学，竟然考上了北大的硕士研究生，继而完成了博士生学习，于199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2001年，李平卫申请到我实验室继续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已经先后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美国西雅图的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做了5年多博士后，科研工作也算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做第三轮博士后呢？

我带着疑问，拨通了平卫的电话，我问他：“你现在的研究做得不错，为什么不找份正式工作？”他的回答让我意外：“我找工作了，已经有美国制药公司给了我职位，年薪十多万美元，但我不想去，我想去您实验室再做博士后。”

我很不解地问：“为啥还要做博士后？”他说：“不怕您笑话，我从小就有个梦想，将来要做洋人的老师（当时中国老百姓常常无恶意地称外国人为‘洋人’），现在我离这个目标就差一步了。我想做美国大学的教授，但申请了几所大学都被拒了，所以我想到您实验室再深造几年。”他坚持儿时梦想这一点太让我感动了，我在电话里就爽快地同意了他的申请。

要想后半程发力超越是要有一些过人之处的，每个人的特点各不相同。柴继杰凭借的是毅力和悟性，而李平卫则是凭借执拗。他的执拗就是坚持儿时梦想，不惜付出年月也要实现人生的目标。

个性执拗和固执常常是一个缺点，实际上平卫也因为他在实验方法上的固执付出了惨重代价。他加入我实验室之后的第一个课题是重组表达纯化并结晶Apaf-1这个蛋白，我多次叮嘱他纯化Apaf-1这样的胞内蛋白必须用还原条件，他满口答应着，但尝试了18个月，他每次纯化Apaf-1都失败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上午，平卫兴冲冲地跑来找我：“一公，还是你对，今天纯化Apaf-1，我用了还原条件，拿到蛋白了。”我很郁闷地问他：“那你过去这一年半用的是什么条件？”他低头，喃喃地说：“用的是氧化条件，因为以前我在西雅图都这样做，也都成功了。”

听到后，我气得脱口而出：“难以置信！你以前在西雅图用的蛋白都是胞外蛋白，必须用氧化条件。而现在是胞内蛋白，只能用还原条件。”这么浅显的道理到了执拗的平卫这里居然没能被接受，他白白浪费了一年半的时间！

李平卫的固执让他在研究上付出了代价，但在职业选择这一更高层次上得到了回报。他在我实验室两年时间，虽然在其他课题方面有贡献，但最终没有完成Apaf-1课题。

2003年，我以为拖家带口且课题进展不利的李平卫会选择去制药公司工作，没想到，执拗的他又联系了加州理工的帕梅拉·比约克曼（Pamela Bjorkman）教授做第四轮的博士后。

“执拗者事竟成”，前后经过近10年的博士后训练，他终于在2005年获得了得克萨斯A&M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职位，并一路攀升做到了终身正教授，实现了成为美国人的老师这个执念。

人生不是一场马拉松

柴继杰和李平卫的路径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痴迷，二是他们都具备不被社会舆论裹挟的自信与坚毅。

这两点里，也许第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正是因为对事业的执着，他们才能在起跑落后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后程发力成为领域内的佼佼者。

你也许又会说：那个年代的竞争不如今日激烈。非也，任何一个年代都有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机遇与挑战，比如李平卫没有上过大学本科，这就落后于今天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况且那时候自学的难度也远远高于网课、补习班遍地开花的今天。

上面描述的“起跑线”都是指代教育背景和科研起点，当然，“起跑线”也可以泛指离开学校环境之后的成年人创业的初期。第一份工作，第一个任务，第一年的表现，甚至创业前几年的成绩，都可以视作“起跑线”。